哲學與遺體捐贈

活着與死亡是生命的兩面，即沒有活着不經歷死亡，也沒有死亡未經歷過活着。表面看來，這是一個生物世界的現象和定律，但以存有（being）出現的人們又豈滿足於其只有生物性（即只關心生存）。反諷的，存有又離不開其身體及其身體帶來「在身體」（embodied）的限制與實在（例如，我不可能同時在香港和法國現身）。那麼，生命教育的基礎就是基於對生命的兩面性（活着與死亡、限制與超越）之認識、體驗和反思，從而以命運、適應或／和勇氣活出自我，即完成其人格和發揮其潛在。

存有與非存有
活着不只是生存和身體健康的課題，更包括要活得幸福和有意義。表面看來，前者是物質的，後者是精神的，但他們是不可分割的，反而「在身體」結合了。一方面，我們的身體影響我們的情緒、人際關係和知性等等（例如，患病就是最具體經驗）。此外，因身體是在社會文化的身體，所以，身體避不了被建構。例如，不論東方還是西方，餐桌禮儀就是一種對身體的建構。另一方面，身體也是我們認識自身的唯一途徑。例如，女性對自己的認識是從女性身體開始和結束。「在身體的自我」（embodied self）讓我們體驗吾是吾身，不是吾有吾身。這是為何我們常說，善待身體就是善待自己。

吾是吾身含意存有與身體的密切性，但現實是，我們也經驗到存有與身體有不同形式和程度的疏離。例如，我們對於自己身體不完全滿意（例如，高矮肥瘦）或我們奴役和傷害自己的身體（例如，過勞和過量飲酒）。或許，最終極的疏離莫過於身體以死亡否定我們的存有，使我們成為非存有nonbeing）。非存有的威脅不僅是生理上死亡，更是對尋求意義的存有的一種無奈。因死亡不是外在於「在身體的自我」的他者，而是構成「在身體的自我」的一部分。意即，即使沒有外在意外和患病，人們也會死。我們可以這樣說，因非存有對存有的威脅是一種存有的本體焦慮（ontological anxiety）。所以，人對死亡的恐懼和由此而來的焦慮是真實的，也可理解的。但與此同時，存有的焦慮讓我們覺醒自己的存有。這解釋為何很多人說，死亡使我們珍惜活着，也教我們應如何活着。然而，我們仍因焦慮而感到不安，因為死亡打擾了我們習以為常的秩序、計劃。為了減輕對存有的焦慮，有人認為覺醒教育是重要的，即認識死亡的自然性後，人們就可以安然地面對其非存有的本質。問題是：這是一種因無法超越非存有的自我適應（self-accommodating）、一種對「在身體的自我」的社會文化建構還是一種解放？說到底，非存有是不可知，因為它是非存有。那麼，所謂揭穿死亡的面紗並沒有真的消除由非存有產生的威脅，因為由始至終，非存有非能言盡，但卻真實地以死亡威脅我們。

另一方面，存有是「在身體」，所以，存有是在關係。例如，我們的衣食住行就在關係下發生。那麼，我們的威脅不只來自自身的死亡，更來自構成「在身體的自我」之關係的中斷。或許，他者的死亡對存有的威脅可能比自身的死亡更大，因為構成我的他者因其死亡使他構成我的那部分是無法補償。這是生命的遺憾。前妻離世已十六年，但我仍因她的死亡而感到生命的無奈和偶爾性，因為她在我生命中的曾在是無可再在。生命的偶爾性是因死亡無法從因果關係得到解釋。這是命運（fate）。然而，他者的死對存有的威脅又豈只限於那些與我們有密切關係的人呢？他者更包括陌生人、動物和世界等。每當看見無辜者遇害時，我們感到無奈，甚至傷痛，不但因為公義何在，更因為我們不是只有自己。

生之勇氣
表面看來，生死是對立，但他們是共存的。這有點像《易經》所言，一陰一陽之謂道。雖是如此，但在個人實存經驗下（existential），以非存有出現的死亡確實威脅以存有出現的活着。那麼，面對存有與非存有的張力，我們在無奈與適應之外，還有其他可能嗎？

面對非存有的威脅，我們可以以勇氣回應之。倫理學上，勇氣是一種德性，勇氣是在膽怯害怕與魯莽行為間的中庸、在過份堅持與提早放棄間的中庸。如蒂利希 (Paul Tillich) 所言，勇氣是一種「雖是如此的自我肯定」（anaffirmation which has in itself the character of in spite of）。例如，雖然我知道我會死，但沒有因此，我失去生活意志，反而我仍肯定自我存在的價值和意義。那麼，勇氣不需要以英雄式犧牲出現，也不是要滿足某種社會價值，而是一種不管一切由非存有帶來的威脅下，仍有信心、盼望和愛心擁抱活着，並迎接死亡的奧秘。這樣，就不再是非存有否定存有，而是存有以勇氣完成了死亡。在勇氣下，非存有不是威脅，而是對存有的肯定。然而，要留意的，生之勇氣不只在於求生意志，也在於面對和接受死亡。生命教育目的之一，就是認識活着與死亡，並培養以「雖是如此的自我肯定」的勇氣，經驗在限制中超越。

雖然存有與非存有的體驗是實存的（existential），但絕非私人，以致他者的死不可能與我無關，我不可能無動於衷。反之亦然。因存有是關係性，隨後問題是：我的生如何讓人活得豐盛？又我的死也如何讓人活得豐盛？事實上，今日的我是因我的父母、老師、親朋和不認識的他者與萬物之生與死所建立。換句話說，感恩是我對人生最大的體會。然而，因缺乏對「雖是如此的自我肯定」的勇氣，人們將焦點放在自身的非存有威脅上，而對為他者（for others）的倫理感得陌生，並失去對萬物眾生的感謝。

生命教育對「我的生如何讓人活得豐盛」已有很豐富討論。這關乎「雖是如此的自我肯定」的勇氣之培育。近年來，社會開始進一步思考「我的死如何讓人活得豐盛」，其中一種表達是遺體捐贈作醫學教學用途。按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醫學及衞生教育研究所二〇一四年八月進行的調查，陳立基醫生表示：「儘管在亞洲文化裏死亡及遺體解剖仍然是一個忌諱，我們仍然看到很多香港人願意考慮捐贈遺體作醫學研究及教育用途，希望回饋世界及對他人有所
貢獻。」我們須要從「雖是如此的自我肯定」的勇氣來理解捐贈者的決定，否則，我們就不能培育出有生命共感的醫生。

總結
說到底，生命是一個奧秘，並非一個問題。因此，我們不可能以解決問題的態度生活和解構死亡，反而要以進入（enter）的態度，即「雖是如此的自我肯定」的勇氣，探索人生，經歷存有與非有的張力，並逐步完成其人格和發揮其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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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以此文紀念信義宗神學院同窗莫蕙芬姊妹（於二〇一五年三月二日離世）。

編者按：龔立人教授同時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神學院優質生命教育中心主任，自二〇一四年起在仁安醫院護士學校教授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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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於《大體大得──遺體捐贈感思文集》，香港麥穗出版，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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