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珮行
醫學生（二〇一九班）
及大體老師朱秀芳女士的女兒
母親於我十九歲生日當天離世。那一年，我正就讀醫學院一年級。
我記得很清楚，一切發生得非常突然。那一天半夜我接到電話，急忙趕到醫院，X光片顯示她感染了急性肺炎，她當時看來已經無望了。
二〇〇七年，母親確診為乳癌第四期，癌細胞擴散到重要器官與骨骼，預測狀況並不樂觀。那天母親回家之後，我們開了一場嚴肅的家庭會議，她說胸部腫塊組織的切片結果，顯示為惡性腫瘤。我不知道應該如何反應，雖然我童年時曾經有些親戚或長輩的朋友去世，但是我從來沒想過，有一天這會發生於自己至親的身上。未料，死神竟然這麼快就敲上自家宅門。
剛開始，就跟眾多癌症病患一樣，母親無法接受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人生頓時愁雲慘霧，毫無希望可言。然而後來她決定鼓起勇氣，與癌症奮戰到底，無畏地進行乳房切除手術，忍受各種化療與物理治療。她是我見過最堅強剛毅、勇敢無懼的人。她遠離陰鬱幽暗的唯一辦法，是保持樂觀，以前的她，經常因為小事而大動肝火，只要與家人出現齟齬，就會指責抱怨，聽不進別人的話；但是得知自己生病之後，性情驟變，不僅會試着冷靜下來，設身處地替別人着想，也變得更寬容厚道。除了樂觀仁厚之外，也越來越懂得控制脾氣，漸漸改掉執着的個性。她變成了另一個人似的，友善隨和，更具有生命韌性，也更輕鬆自在。
母親的公司非常體諒她的情況，讓她長期請假，留在家中養病。她搬離我們居住的繁鬧市區，找了個安靜的公寓獨居。在這之前，或許我正處於青春期，個性叛逆不羈，與母親的互動不多，關係也不緊密。但是母親的這場大病，將我們彼此都拉近了，我開始頻繁地與她閒話家常，感情變得十分融洽。在我十四歲被送往英國念書之前的那個暑假，我們幾乎朝夕相處，我有機會進一步認識母親，學習了解並體恤罹癌的人，這些經驗是使我想成為醫生的原因之一。
出國念書後，我無法照顧遠在香港的母親。她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最後連通電話、提筆寫信，或寄一張生日賀卡的力氣也沒有。母親的好友問她為什麼在最需要孩子照顧的時候，忍心讓我們姊妹倆到海外求學，她堅定地回答，當孩子大了，就應該讓她們自由探索自己的世界。每位母親都無條件地支持自己的孩子，除此之外，我的母親更在病痛纏身的情況下，毅然決定返回工作崗位。每當我放假回來時，她總是盡量陪伴我，與我聊聊人生故事、最近的規劃、對病況的看法，甚至對於後事的意見。
某一天我們一起看電視，節目上正介紹遺體捐贈以及有關用處，那時她曾提到，凡人終將一死，何不讓自己的死亡也給社會帶來貢獻。我注意到她語氣中對於遺體捐贈的認同，但不曉得她是否有這個打算。這麼多年來，我知道母親隨時會離開，所以一直都有心理準備，只要一接到電話，隨時就能從英國飛回香港。不僅如此，因為母親的罹癌，我更致力於學業，希望取得好成績，以便回來香港就讀醫學院，照顧母親。我們是如此幸運，在母親確診為癌症末期之後，還能與她共享六年的珍貴光陰，但目光短視如我，仍然迫切渴求多一點時間，未料，她不久就離開了人世。
那天我趕到醫院，耳邊傳來醫療設備規律的咇咇聲以及其他病人的咳嗽聲。母親躺在光線昏暗的病房中，蒙着氧氣罩，發出深沉的呼吸聲。所有人沉默不語。漸漸地，母親的呼吸變得越來越少。阿姨來到病房，告訴我母親希望將遺體捐給香港大學，成為大體老師。我一直到母親的情況急遽惡化到這個程度時，才曉得她對捐贈大體的決心如此堅定。我們沒料到母親會這麼早離去，父親特別叮囑我留在母親病榻旁，守護着她，看顧着她，因為她隨時有可能離開。姐姐從英國來電，說她正在趕回家的途中，如果她來不及見母親最後一面，請我們代她向母親道別。我牽起母親的手，她軟弱無力地回握着我，我知道，母親的身體很快就要讓她貢獻社會的遺願成真了。她希望成為大體老師，為醫學研究發展盡一份心力，幫助像我一樣的醫學生不斷精進學習。她寧願我們在她冰冷的皮膚上劃錯一千次，也不願我們在未來的病患身上下錯一刀。她的呼吸與心跳越來越緩慢，直到死亡的天使，悄悄帶走她。終於，母親離開了人世。
人生還是要繼續走下去。經過了一年的掙扎，我邁入醫學院第二年的生活，有機會在解剖課上，與大體老師面對面。可是，我沒有見到母親的大體，儘管我已表明自己能夠面對，但是大學將她送往其他醫生作研究學習之用。身為醫學生，我想感謝諸位偉大的大體老師如此無私地將身體餽贈予香港大學，讓我們得以學習，並在他們身上印證人體解剖學中的種種複雜概念。解剖課的致敬感恩儀式也提醒着我，他們曾是活生生的人，就像你和我一樣。身為一位大體老師的女兒，我對他們更是抱着最崇高的敬意。大體老師的無私與奉獻，將永留世人心中。
原文刊於《大體大得──遺體捐贈感思文集》，香港麥穗出版，2015年。
